中国开启第二轮“人口红利”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红利结束渐成为社会共识，并且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下移是其必然结果。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7亿，比上年减少345万，这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首次出现下降，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再次减少244万，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更是下降至67.6%，减少了1.6个百分点。劳动力数量拐点确实非常清晰，这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学者测算显示，1978~1994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每年9.66%，1995~2010年为10.3%，十二五期间由于人口红利退潮而降为7.6%，十三五期间将进一步降到6.2%。
   上述观点仅具有部分合理性，如果我们把人口红利区分为人口数量红利和人口质量红利，就会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以上数据主要指的是人口数量红利的结束，过去三十余年，在人口数量红利的推动之下，中国制造业规模已经扩张到全球22%的比例位居世界第一位，GDP以年均10%的增长速度升至世界第二位。但是，单纯人口数量红利可以推动经济规模高增长，而无法实现知识体系、技术体系、产业体系的升级，这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的核心挑战。
初现端倪的“人口质量红利”正是解决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上述困境的最主要条件。2012年开启的劳动力数量减少趋势，意味着中国要素驱动型增长阶段的结束，但另外一组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口质量红利”大体在同一历史时点开启，这将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在新人口红利的推动下进入知识驱动、创新驱动、产业升级驱动的增长阶段。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产业结构低端化、技术对外依存度高、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位置、经济体系大而不强的结构性难题将在第二轮人口红利周期中得到改善和解决。之所以说中国经济进入人口质量红利主导周期，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中国就业人口中直接影响创新能力的“研究人员总规模”在2010年达到121万，首次超越美国的119.8万人跃居世界第一位。此外，其它几个研究人员规模较大国家分别为德国35万，日本65万，韩国32万，英国和法国均为25万。如果用R&D人员统计口径来看，中国在2010年达到255万人，超过欧盟28国的R&D人员254万人的规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R&D队伍。在创新驱动的增长阶段，R&D队伍的数量和质量是一国最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和竞争力。
第二，中国教育体系在高质量人才培养的规模上优势非常突出。每年大学的“科学和工程科学毕业生数量”与创新潜力最为相关，2010年全球大学理工科毕业生总量为550万，其中中国达到129万人，美国为52.5万人，印度46万人，日本32万人，德国13万人，韩国12.4万，英国11.8万人，对比之下中国与技术创新相关的人力资源供给规模优势非常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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