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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景不长。陈容容说，仅一年后，金融危机波及高埗裕元厂。工厂工人随后逐年在减少，退租的工人越来越多。最多时，一个月有3起退租。高埗村出租房的承包价也掉了将近2000元，单间房房租从每月200元下降到150元。
至今，陈容容的出租房尚有6间房子空置着。
无论是二手房东，还是一手房东都开始感觉到空前的压力。陈文建和陈容容说，那个时候，他们都非常关心来自裕元厂内的消息，生怕外界传言的裕元厂要搬走的消息成为现实。
高埗村村支书莫锦章说，高埗村有1300多栋出租房，租户以裕元鞋厂的工人为主。“2007年最高峰时，裕元鞋厂有十万人之多，到了2008年之后，工人人数逐年下滑，现在已下降到4万多人。”莫锦章认为，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当属出租房，普遍未能住满。
今年9月份，陈文建的儿子通过积分入学到了高埗中心小学读书。陈文建的生活压力陡增。出租房的生意毫无起色，他开始寻找新的开源渠道。3个月前，得知附近同为出租房二手房东的女老乡拿着一些手工活到家做，陈文建也跟着做起了女人活。
陈容容的大儿子正在读大一，小儿子则在技校读书，正是用钱时。“一家人仅靠日渐惨淡的出租房生意已经无法过活了。”陈容容遂在出租房楼下开起小卖部，卖水卖烟。她的丈夫则在今年年初去高埗村一家商场做起了夜班保安。
故乡难返
尽管出租房生意不景气，外乡人陈文建仍未打算离开。对于离家14年的他来说，高埗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全家人在这里深深扎下了根。
打工仔肖文彬则是回了故乡又来，同批离厂的十来名员工当中，几乎全部人都留在了高埗，要么进了其他厂，要么就在裕元厂附近接手了一栋出租房或者承租了一家小门店。
湖北开往东莞的班车多停靠于设在高埗的东莞汽车北站。每天，两地来往的班车多达十多辆。当年，陈文建的老乡肖文彬就是乘坐班车来到高埗，开始从农村走向城市之路。如今，已经离开裕元厂的他一度离开高埗回到老家，很快他又回来了。“已经在东莞生活惯了，回去连拿锄头都感觉别扭。”
像肖文彬这样的人，在高埗裕元厂辞工的人当中最为普遍，回到老家的他们发现，农村已经不再适合他们。
2004年高考失利之后，肖文彬南下广东。县城里有开往东莞的班车。每天，都有像肖文彬一样的男男女女登上南下的班车。
肖文彬的父亲不赞同儿子南下打工。他坚持认为农村的孩子只有读书，才能走进城市，才不会被城里人歧视。肖文彬还是倔强地走了。在老乡的介绍下，他顺利进入裕元厂工作。那一年，高埗裕元厂步入鼎盛时期。肖文彬有幸见到至今为止见过的“最大的明星”———N BA巨星乔丹，尽管隔着几百米远，还隔着车间的窗玻璃。肖文彬形容当时场面“恐怖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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