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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业态劳动者支持起诉的审查要点分析
除了初次就业人员的求职难问题外,这两年失业现象也越来越突出。
第一,A股上市企业的平均职工数量比疫情前缩水11.9%。
A股上市企业每年都会披露员工数量。
疫情前,我国A股上市公司平均职工在6500—6600人之间浮动。
2018年平均人数为6560,而2022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5775,降幅达11.9%,其中是2021、2022年度跌幅最为明显。
(A股上市公司平均员工数量变化,数据来源:中国上市公司协会、Wind)
(疫情以来,科技公司和房地产企业裁员情况,数据来源:各公司年报)
去年,上海有21.5万家中小企业注销,占全市企业总数的19.9%,而2018注销数量仅为5.1万,增加了3倍多;广州有9.4万小微企业注销,占全市企业总数的13%,2018年仅为2.8万家,也增加了近2.4倍。
总体来讲,全国中小微企业注销率至少应该在10%左右,相对应的就业容量也会减少10%左右。
(2016年—2022年上海市微型企业注销数量,数据来源: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财经十一人)
3.疫情以来,青年总体失业规模估算
综上研究,我国疫情3年以来,大约累计有1500万左右中专和高校应届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
同时,大约有10%的企业在职员工失业,这部分16-40岁青年(注释一)在职人员约2500万左右(注释二)。
此外,根据北大卢锋教授的研究,近三年还至少有2300万左右农民工因为失业而返乡,如果以其中60%为青年人计算,那么这部分也有1400万左右。
那么,疫情以来大约共新增了5400万左右青年人失业人口。
当然,以上只是对就业流动性状态的推算,也是说曾经多少人遭遇失业或裁员,但是很难估算最终的失业规模。
因为这些失业人口中,不排除有相当部分重新找到了工作,或者通过灵活就业形式,实现了再就业(比如,三年以来滴滴活跃司机数量增加了1200余万,外卖骑手、快递员、配送员增加了月增加了约800万),不过估计仍有一半,也就是2500万—3000万左右至今仍处于失业状态。
也就是说,保守估计,目前青年绝对失业人口,比疫情前增加了2500万—3000万左右。大约相当于这个年龄段,参与就业市场劳动力总量(4.02亿)的6.2%—7.5%,或者相当于全部劳动年龄人口(8.8亿)的2.8—3.4%。
考虑到青年人就业集中在21世纪新兴的互联网、教育、地产、金融等行业,而这些行业最近三年受冲击程度最大,做出上述推论应该不至于太过分。
(*由于做失业研究推算非常困难,缺乏有效的统计线索,以上仅做抛砖引玉之用,不精确之处希望关注这个问题的同仁批评赐教。)
4.未来几年就业问题会更加严峻
那么是不是青年失业问题是暂时的,过两年会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呢?
从各方面数据来看,我国未来就业问题,将会比目前更加严重,原因有三。
第一,新进入就业群体的以“05后”为主体,这些年轻人选择就业几乎无一例外会到城市中去,只有极少数人愿意务农,就业压力要完全挤向城市,而农村的缓冲作用渐渐消失。
第二,我国这两年为了应付这就业难问题,进一步大幅扩招,虽然暂时平抑了就业高峰,但是会增加以后的就业压力。
估计到2025年,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两类毕业生总数,将达到1900万左右,比2022年进一步增加300万左右(中等职业教育增加51万,本专科生增加223万,研究生增加33万),就业需求将达到史无前例高峰。
而届时,就业岗位供给乐观估计在1350万左右,至少有550万个缺口。
第三,我国经济增速越来越放缓,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数量越来越难。
从2008年至2018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速为7%,每年可以创造1300万个就业岗位。
而我国未来每年经济增速,将下降到4%—5%之间,要想创造比过去更多的工作岗位,几乎不可能。
所以,未来几年,将是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形势最严峻的时刻。
既要消化过去三年的失业存量,又要面对城镇就业需求达到历史最高峰的事实。另一方面,供给面明显收窄,就业矛盾比任何时候都突出。
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未来5年每年继续积累500万青年失业人员的话,意味着到2028年社会可能积压5000万左右的青年失业人员。
那么失业将会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每四五个家庭就有一个失业人员,进而引发一系列深层危机。
如果能够基本应付的话,到2030年以后,随着70后退休潮的来临,我国就业压力将会明显减弱。
四、解决失业问题的建议
其次,也没有办法通过“乡村振兴”来解决青年人就业。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的规模非常有限,全国农业总产值只有1万亿美元左右,能安置一两百万人就不错了。并且全世界的经济发展规律,是农村向城市集中,而不是相反。
因此,只有尊重经济的客观规律,顺应产业发展趋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从改革开放45年来,尤其是最近10年情形看,我国就业趋势有以下三点规律。
第一,从所有制上讲,就业增量基本是民营经济发展所创造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就业总量增加了3.67亿,这些几乎全部是民营经济发展带来的。
就最近十年情况看,每创造占全国1%的GDP,国企可以带来185万就业,而民企可以达到636万。
第二,从行业类别上讲,新增就业量,主要是由数字经济等新兴行业发展带来的。
近10年,数字经济一共为我国创造了2亿个左右就业岗位,现在年轻人最青睐的10个就业领域,8个与数字经济相关。
第三,从产业类别上讲,新增就业主要是服务业带来的。
近10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了168%,但是就业人口反而比顶峰期减少了1500万。而服务业发展,却带来了近1亿的社会就业容量。
从实际看,这几年失业人口增加,直接原因可以归结为因经济综合环境的变化,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发展遇到波动造成的。
所以,想要真正解决就业问题,应该从改善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发展环境入手。
最后一点,特别强调要彻底改善市场环境,鼓励支持青年创业的问题。
最近三四年,受到国际环境、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影响,我国青年的创业热情大大降低。这不仅增加了就业压力,也对我国创新能力是极大的伤害。
疫情前,青年人都以创业为荣,虽然年轻人不完美,科创市场也不太规范,但这种现象是可喜的。
因为青年人创业,不但可以自行解决就业、创造就业岗位,还是推进技术革命和业态升级的最强劲动力,它孕育着国家未来无穷的希望。
因此,有必要根本扭转这个情况,彻底改善市场环境,让青年人创业梦想重新燃起来。
纵观全球,最有创新活力的国家,都是那些青年人创业最积极的国家。
一个有前途的社会,必然是年轻人都在积极去创造和实现各种梦想,而不是都在考编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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