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利益（保就业）和职工利益（增收入）之间存在“跷跷板”效应，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而达到这个平衡点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负，尤其是降低过高的社保缴费比例。
今年8月，在上海工作的小董原本十分高兴，因为公司将她的薪水从之前的2500元加到了3500元，然而拿到工资条的时候，小董却愣了一下，因为虽然 “税前工资”一栏写着“3500元”，但后面各项社保金的扣费却和往常一样，还是以2500元为基数进行扣除。小董一问财务才知道，原来这是公司“惯例”，社保缴费基数不会随着工资增长而同步增长，只是停留在“比国家规定的最低缴费标准稍高一点”的水平。财务还给小董做了“思想工作”：“其实社保多缴点缴交点差不了多少。但是少了这1000元基数，公司总共节省了620元开支，可以更多地把钱加到你的到手工资上，反过来说，少了这1000元基数，你这边能拿到手的工资也增加了180元。”小董一听觉得在理，也就没说什么了。
我国民众社保税负明显过高
其实小董所遭遇的情况在国内民营企业中十分常见。企业不愿提高员工社保缴费基数，而员工对此也没太大意见，关键原因在于无论是企业还是员工，都觉得眼下的社保缴费比例太高了。
在通胀肆虐以及贫富差距日渐拉大的当下，社保缴费比例过高几乎已经成了全社会的共识。近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收入分配，‘跷跷板’如何平衡？》一文中再次呼吁国家降低企业和职工的社保资金缴纳比例。
白重恩指出，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相当于税前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而如果再加上公积金缴费，则总额可能超过60%，如上海的五险一金总缴费比例相当于工资的62%.
我们以一个在上海工作的税前工资和社保缴费基数均为4000元的工人为例，这边厢，公司为其支付的实际工资总额高达5760元，那边厢，他到手的工资却只有3177元。中间“流失”掉的2583元中，仅有103元是个税，其他2480元均为社保缴费。显然，对于中低收入民众来说，社保费对其收入增长的抑制作用远远超过了个税。如果想要切实降低中低收入民众的税负，缩小贫富差距，降低社保缴费比例的实际效果远远高于提高个税起征点。
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社保费用一直是以税收（社保税）的名义进行征收的。这是由于给每一个公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是政府的责任，而政府向民众筹集资金用于社会保障本身也具有强制性，带有明显的税收特点，这也是我国目前有不少人呼吁推进社保“费改税”改革的原因所在。而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还指出，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最新测算的实际承受税率，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 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的4.6倍。可虽然我国社保缴费比例数倍于上述发达国家和地区，但老百姓实际享受到的社会保障水平和保障范围却相差甚远。“高缴费，低保障”成了老百姓对当前社保体制最大的不满所在。
提高劳动者收入已成社会共识
换个角度看，当前的社保缴费比例过高，不但加重了参保企业和职工的负担，也不利于扩大就业；更限制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和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指出，从绝对数看，近些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增长还是明显的，但从相对数看，在社会财富这块蛋糕的切分中，居民收入所分得的份额是减少的。目前，工资收入仍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渠道，它在生产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这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内需的不振。因此，增加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在当下不仅是合情合理，更是必须的。
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也显示，2009年，中国贫富收入差别达到将近1∶13.在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在所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接近于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水平，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林毅夫也表示，尽管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且潜质巨大，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贫富差距仍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在中国众多的不平衡当中，最关键的不平衡首先是收入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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