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务外包看“中国模式”

首先看什么是“中国模式”。从内涵来看，“中国模式”有三要素，一是在不触及根本政治利益的前提下适度放开体制束缚，二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组织体系，三是低成本或人为压低成本吸引投资。如果要给一个定义，“中国模式”就是在适度放开体制对经济、社会过严束缚的前提下，通过自上而下的垂直组织体系、考评体系推动各级政府和国有、民营经济部门，利用或人为强制压低经济成本以吸引投资。
“中国模式”三要素每一个都有正反两面作用。适度放开体制束缚解放了被长期束缚的生产力，使得经济部门尤其是民营经济部门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这成为中国经济三十年来突飞猛进的最关键因素；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没有及时跟随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脚步而进步，使得其成为经济、社会迈向更高发展阶段的绊脚石，尤其近几年出现的经济、社会混乱状况，其乱源无一不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落后。自上而下的垂直组织体系提高了决策与执行效率，却因缺乏透明度和下层的知晓权、建议权、参与权、监督权而损害了社会的机会公平，使得设租、寻租、索贿、行贿泛滥成灾，参与决策和监督的面过窄甚至导致大大小小决策严重失误（如“四万亿+十万亿”刺激、地方政府“弯道超车”）。低成本发展是吸引外来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法宝，但其造成的负面作用（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通货膨胀、贫富悬殊扩大、食品用品安全问题）却日益积累以致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
低成本发展所依赖的低成本包括资源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人力成本、环境成本。在GDP考核导向推动下，中央政府通过货币快速扩张为经济发展提供廉价的“子弹”，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官员通过低廉的资源、廉价甚至免费的工业用地、财政贴息贷款、税收减免优惠、约束人力成本、忽视环境成本等措施增强招商引资的吸引力。这样，GDP增长了，乌纱帽才有可能保住或升高；投资多了，GDP增长了，官员个人的钱袋子也就鼓了。所以，帽子和钱袋子名利双收的诱惑力，低成本发展哪有不存在的理由？对于经济部门来说，中央和地方政府营造的低成本经济环境等于就是送给他们的利润，这一方面使得经济部门尤其民营企业家快速积累大量财富，贫富悬殊日益扩大；二方面由于低端经济行为的利润来得太容易，干“傻大黑粗”的活却可以赚大钱（见《多角度看2012年民营经济500强》的分析），企业家门热衷于围绕基础产业以不当手段谋取暴利，哪有兴趣去搞什么创新？哪里还有什么能力去搞经济转型？
那么，劳务外包有如何体现“中国模式”的特色呢？中国的劳务外包是这样形成的，经济部门希望降低人力成本（低工资、无社保医保等社会保障）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和获取更大利润，但法律规定必须同工同酬，为了规避法律纠纷，他们就找到了政府劳动主管部门，劳动主管部门就给他们出主意，劳动主管部门拐弯抹角间接地成立了一个皮包公司——劳务外包公司，所有临时工名义上归属于劳务外包公司，企业需要临时工时同劳务外包公司签一个劳务外包协议，由于企业使用临时工不是自己企业招聘的员工，从而规避了法律麻烦。劳务外包公司当然不会有法律上的麻烦，因为它实质上是劳动主管部门开设的，劳动主管部门又听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官员的，即使又雇工想打官司，地方政府官员早就打好了招呼，法院不会受理的，受理了也会一直拖下去的。
所以，从劳务外包形成的过程不仅能看到“中国模式”的低成本是怎样打造出来的，也看到了自上而下垂直组织体系的威力，说劳务外包制度是“中国模式”的“代言人”，一点也不为过。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再到国有、民营经济部门，无一不把心思花在不惜代价地降低成本上面，哪里还有心思搞转型？哪里还有动力去搞创新？哪里还有精力和能力退出不当的市场身份和推进政治改革？转型，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反反复复来说，还真是说说玩玩而已，千万别太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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